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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文明源流 著就国史新篇 助力民族复兴
发布日期:2019-10-17 05:25   来源:未知   阅读:

  苏秉琦先生(1909-1997)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倡导者,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创办人。

  苏秉琦先生从一处遗址(斗鸡台)、一类器物(瓦鬲)和一种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出发,成功示范了如何开展考古学研究。他以“区系类型”为手段,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重建中国古史为目的,敏锐地捕捉到中国考古学的“新时代”,满怀热情地展望“考古学的新世纪”,并无限憧憬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面对未来”。

  六十年考古,著述奠学科;半世纪传薪,桃李满天下。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的见证人、实践者和思想家,他献身于“人民的事业”,他缔造了“学科的荣耀”。

  苏秉琦1909年出生在河北高阳一个家道殷实的家庭,父兄开办有家族织布厂,由于经营有方,位居高阳布业之首。作为家中聪慧善学的幼子,他的未来早已有父兄的安排,那就是“振兴家业,实业救国”。幼承家教,“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传统美德早已厚植在少年苏秉琦心中。1928年,苏秉琦在保定“省立第六中学”毕业后来到北平,报名参加了北平工业学院的入学考试并被录取,准备按照家庭的安排开启自己的人生事业。但在北平期间,苏秉琦目睹国家破败,自觉萌生了“教育救国,兴史救国”的远大志向,决心舍弃家族企业,“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唤醒民众”“让国人深知民族历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苏秉琦不顾家人反对,放弃原来学业,重新报考北平师范大学学习历史,此时的苏秉琦所念兹在兹的是:

  彼时山河破碎,个人身世飘如浮萍,青年苏秉琦的人生抉择,真正体现了传统士人“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的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1934年,苏秉琦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在走出校门伊始,他就得遇一生的导师徐旭生。在这位“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考古先驱带领下,在这一年的秋天,苏秉琦“迎着峭厉的西风”,向着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进发,由此开启了一生的考古之旅。沿途所见满目疮痍,关中的衰败和陈宝祠的式微,让苏秉琦心中充满了凄凉和悲壮,但徐旭生的一段慷慨陈词激发了他对考古事业的坚守和对国家未来的期盼:

  此地过去极伟大,前途弘远,徒因现在的小不景气,从视为畏途!今日之士大夫,洵亡国的士大夫!尚将何言!尚将何言!

  国家危难之际,一群知识分子“肩披风霜、手执锹铲,莘莘然若农夫耕耘,痴迷于前朝古代文物史迹之追寻,其意盛矣!其功大矣!”斗鸡台是苏秉琦学问人生的新起点,在这里,他遇到了“好的课题,好的导师,好的切入点”。从斗鸡台起步,苏秉琦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考古之路,开始了六十年的圆梦之旅。

  20世纪30年代,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民族危难时刻,支撑苏秉琦考古报国的信念是郭沫若那一句“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依傍着这样的信念与追求,苏秉琦抛家离子,远赴云南,与导师徐旭生在昆明黑龙潭度过孤独清苦但又无比充实的七年。他全身心地投入斗鸡台遗址发掘材料的整理工作,“如痴似呆地摩挲每一件陶器”,潜心于解读无字天书,最终“识破(陶鬲)这种中国文化特殊载体的基本运动规律”。历经斗鸡台的风吹日晒和黑龙潭的七年“闭关”苦练,苏秉琦早已是内外兼修,练就了考古学的至上功夫。此时此刻,考古学是剖析中国文化的手术刀,是破译文明奥秘的解码器。

  20世纪50年代,刚刚四十不惑的苏秉琦心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期盼,在考古界率先开始了“如何改造我们的工作”“如果使它们成为人民的事业”的时代思考。他敏锐地意识到考古工作既是“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种准备工作”,也是“建立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一种基础工作”。他前瞻性地呼吁考古工作者不能满足和止步于提供史料,而是要努力地向先进的历史学家靠拢,积极探索从“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的转变之道,并在正确史观的指导下开展历史研究,即——“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此时此刻,考古学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源泉,是考古鉴今,疏通知远的强大利器。

  20世纪80年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拨乱反正进一步促使苏秉琦深入思考“文物考古工作能不能为四化这个目标服务,做出贡献。”他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考古学所必须具有的“社会性”,前所未有地强调考古学所必须拥有的“实用性”。苏秉琦从不坐而论道,徒具思考,而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大力倡导“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积极呼吁“考古工作也要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服务,要从历史的角度、实证的角度阐释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的发展脉络及演进过程。”此时此刻,考古学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知我中华、振兴中华”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考古工作真正融入了“人民的事业”。

  20世纪90年代,进入暮年的苏秉琦老骥伏枥,壮志不已,全身心投入中国史前史的重建大业,他“把寻找中华古文明的民族灵魂和精神支柱,作为思考的重心”,期盼“真正从理论上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这三个课题做出自己的贡献”。此时的苏秉琦对学科使命的理解已臻于化境——“考古原应回归它的创造者——人民,这是它的从业者的天职。”此时此刻,考古学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面对未来”的探路者,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的指路灯。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苏秉琦表现出异常的冷静、淡定、满足和无悔。他自述六十年圆一梦,他的毕生梦想,正是要把考古学建设成真正科学的、人民的事业。他恪守了自己的初心,实现了人生的理想,也参透了生命的真谛,并预见到美好的未来。而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则是新增的两所预算在100亿元以上的高。苏秉琦成就了自我,缔造了学科,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得从苏秉琦教授讲起;今后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只能在这位巨人止步的地方,向前走去”

  苏秉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了,但正如张忠培先生指出,“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得从苏秉琦教授讲起;今后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只能在这位巨人止步的地方,向前走去。”今天我们举办隆重的纪念大会,就是要追慕苏公的人生理想,体悟苏公的思考方式,弘扬苏公的治学精神,并贯穿到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大业中去,这是我们对苏公最好的纪念。

  学习苏秉琦,就是要学习他拳拳的爱国之心和强烈的家国情怀 近代科学考古学发端于西方,但从考古学传入中国之日起,这门学科就已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跌宕起伏和救亡图存深深地缠绕在一起。考古学有如日光下的一滴水,映照出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的辉煌,也饱含着中华优秀儿女探寻文明荣光和民族自强的艰苦卓绝。回顾苏秉琦的成长经历和学术历程,我们深深地感受到造就他一生事业成就的源动力就在于他是一位真正无私的爱国者,一位具有宏大关怀的真学人。终其一生,考古从来都不是“避席畏闻文字狱”的避风港,也不是“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工具,而是苏秉琦书生报国的满腔热情和赤子丹心。在苏秉琦六十余年的考古生涯中,他始终心系学科,心怀家国,心忧天下,真正是以赤子之心著就了星斗其文,以自己的毕生追求和奉献为中国考古学确立了典范,树立了丰碑。

  学习苏秉琦,就是要学习他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担当意识 苏秉琦的考古之路是一条探索之路,思考之路,他始终在思考为什么考古,考古学为谁服务这一根本性命题。苏秉琦明确指出,“从学科角度考虑,古人是第一位的。从社会现实需要考虑,今人是第一位的。”考古学的出发点是“古人”,但考古学的着眼点是“今人”,“古人”是研究的对象,而“今人”是服务的对象。苏秉琦向后来者示范了真正的考古学是要“眼中有古人,心中有今人”,考古学科归根结底是为了“今人”而非“古人”。纵观苏秉琦的考古生涯,他始终保持有这样的学科自觉和清醒意识,所以他从不“为考古而考古”,甚至也从不“为著史而著史”,而是把考古作为自己紧跟时代,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具体手段和具体实践。所谓“周道衰废”,故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有鉴于“诸侯相兼,史记放绝”,故太史公“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以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苏秉琦的考古观,自觉地契合了中国传统史学“志古自镜”“修旧起废”的经世理想,充分体现了传统士大夫“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

  学习苏秉琦,就是要学习他求真致用、学业经世的治学精神 “利济苍生,方是圣贤”,苏秉琦一生学问元气淋漓,大开大合,正源于他毕生追求考古学的人民性,主张考古学的根本宗旨不仅在“求真”,更在“求用”,“致用”是造就苏秉琦学问气象和人生格局的基本底色。苏秉琦所求的“用”,不是谋取个人名利的“小用”和“私用”,而是造福国家民族的“大用”和“公用”。只有常怀“悲天悯人”之志,苏秉琦才能醉心于对“事关民生国命者”追本溯源,才能够自觉突破“两个怪圈”,创造性地提出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归纳出中华文明演进的“三部曲”和“三模式”,才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材料有机结合,缔造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苏秉琦的学术成就昭示后人,“道不虚谈,学贵实效”,考古学不能限于专业圈子的自矜自满,而要有跨学科领域的关切关注;考古学也不能沦为“见物不见人”的死学问,而要有“透物见人”的真关怀。“致用”是学科存在的意义,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是学科创新的源泉。唯求其“用”,考古学才能避免无意义的知识累积,探寻到真正的学科精髓,攀升至真正的学科高度;唯求其“用”,考古学才能突破抱残守缺的专业局限,才能挣脱孤芳自赏的专业自满,才能远离妄自菲薄的专业自卑,建设成面向社会、面向时代、面向人民的开放性学科;唯求其“用”,考古学才能摆脱少人问津,不被理解,投入不足的尴尬境地,才能建设成被国家重视,被社会接纳,被大众理解,具有强烈吸引力、广泛影响力和旺盛生命力的大学科和大学问。

  学习苏秉琦,就是要学习他善于把握历史大势,坚持与时俱进的学术作风 “凡益之道,与时皆行”,苏秉琦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进行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之所以能够一直引领中国考古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在于他善于聆听时代的声音,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善于追随时代的步伐,善于把“学科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诚如苏秉琦所言,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经历了两大转折: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考古学是救亡图存的手段和利器;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呼唤对中国文化再认识再评价,考古学是“振兴中华”的文化基石和有机组成部分。在此两大历史转折点上,苏秉琦总是审时度势、牢牢把握、因势利导,将自己的个体生命融入国家民族的兴衰沉浮,将个人研究融入社会发展和时代需求,他真正做到了“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他是当之无愧的“考古学思想家”,是中国考古学的“圣之时者”。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的国家正迎来新的历史转折点,我们正身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考古鉴今,诠释文明,是中国考古学百年未变之宗旨。新时代赋予学科新使命,新使命带给学科新命题,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将求何种之“真”,发挥何种之“用”,这是每一位考古工作者都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历史告诉我们,“凝练文明基因,阐发传统价值,厚植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核心使命,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考古学即将迎来新的辉煌。

  凝练文明基因是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天职 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化的高峰,是人类生存的方式。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中唯一连续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宝库。凝练文明基因就是要用考古学的手段,科学阐释蕴含在古代遗存中的优秀文化基因,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阐发传统价值是中国考古学不可推卸的责任 价值是文化的灵魂,是文明的质量,是民族的血脉。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为人类社会贡献了独特的价值,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传统历久弥新,熠熠生辉。阐发传统价值,构建中华文明价值体系,要着重于讲清楚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道路,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独特贡献,讲清楚中华文明优秀基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中的当代价值。

  厚植文化自信是中国考古学的当代使命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禀性气质,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以其特有的文化感召力和吸引力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就是要为时代立心,为社会立范,为国家立人,为世界立德。在文化自信的宏大叙事中,考古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中国考古学的未来一片光明,大有可为。

  助力民族复兴是中国考古学的无上荣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的复兴,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复兴、文明的复兴。五千多年的深厚文明是民族复兴的活水源头和文化沃土,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文化繁荣的深厚滋养,在民族复兴大业的进程中,中国考古学必将绽放异彩,铸就辉煌。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伟大的时代需要宏大的学科,伟大的时代造就辉煌的事业。前贤已矣,有待来者,吾辈奋起,砥砺前行,为中国考古学再谱新篇,再续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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